如果说财政纪律是一国（或一省）经济健康的心跳节奏，那么卑诗省的心电图正呈现出不规则而危险的波动。过去两年，在省长尹大卫（David Eby）执政下，卑诗的公共债务从890亿加元暴涨至1330亿加元，增幅接近50%。这不仅是一个会计科目的膨胀，更是公共财政理念的急剧转向——从“积累盈余”到“借债过日子”。
省财政厅长布伦达·贝利（Brenda Bailey）在8月初公布账目时，试图用“赤字低于预期”来安抚公众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2024-25财年的运营赤字仍达73亿加元，刷新了卑诗史上最高纪录，比疫情高峰期的56亿还要沉重。数字本身已足够刺眼，真正令人不安的是背后的支出结构：新增债务中，超过一半流向了日常运营，而非长期资产建设。
这是财政领域的“信用卡效应”：当工资（税收）不够用，就刷卡（借债）填补日常开销。账目显示，尹大卫上任时，卑诗省的直接运营债务为零，如今已飙升至245亿加元。与此同时，2024-25年度承诺的140亿基建投资，实际只花了104亿。这意味着，省府一边减少长期投资，一边扩大短期支出。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这种结构无法创造可持续的经济回报，却会积累未来无法回避的利息负担。
更隐蔽的风险来自所谓的“临时支出金”（Contingency Fund）。这一预算工具原本用于应对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预测支出。在贺谨（John Horgan）任内，它的规模仅为5.5亿加元。而在尹大卫的预算中，未来三年的临时支出金累计高达120亿。由于无需像常规预算那样接受立法会提前审查，它成为政府灵活——甚至随意——调配资金的后门。
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方便，在财政上危险。缺乏透明度的拨款极易被用于填补结构性赤字，而非应对真正的紧急事件。一旦这一习惯固化，公众与议会将失去对公共资金流向的有效监督，财政问责沦为空谈。
支持者或许会辩称，全球经济环境动荡、通胀压力上升，加拿大各省都在增加支出以缓冲冲击。然而，数据不站在他们这一边。疫情高峰期，前任省府不仅控制了赤字，还留下了60亿盈余。如今盈余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债务的雪崩式增长。尹大卫的预算预期，到2027年，卑诗债务将攀升至2090亿加元——几乎相当于目前全省一年的GDP。
在宏观经济中，债务并非原罪。关键在于债务的用途与偿还能力。用于基础设施、教育和医疗的债务，可以提升生产力、扩大税基；用于运营开支的债务，只是把未来收入抵押换取当下的政治舒适。
财政的惯性很强，一旦政府习惯用债务维持日常运转，削减开支的政治成本会越来越高。这不仅威胁未来的公共服务供给，还将代际公平置于险境——今日的选票，可能是以明日纳税人的偿付能力为代价。
卑诗省或许需要的不仅是一份更严格的预算，还需要一次制度体检。独立审计机构应介入，追踪非计划性资金流向，限制临时支出金的规模与用途，并恢复立法会对全部预算项目的事前审查。财政稳健不是数字游戏，而是对公共信任的兑现。
在债务曲线继续攀升之前，卑诗必须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我们是在为未来投资，还是仅仅在刷一张永不到期的信用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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